在所有人都称“导师”的时代,真正担当起“导师”这二字的有谁
小时候父母带我去孔庙,跟着人群,走过那个叫学海的小池塘,跨过礼学门的牌坊,进入大成殿,正面是一个合手而立的孔子像,牌位上写着“万世师表”。这4个字对中华民族来说无比隆重,它用来专门修饰那些我们这个文明的人格典范和精神导师。
而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,天下熙熙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导师这个词恐怕也受其污染了吧,什么人都敢称导师,教人创业、叫人理财、教人唱歌,所有人都称导师。并不是说这样的称呼错了,而是有一点不甘,还有一点迟疑,就是这世上除了教人成功的人,会不会还有一种不一样的人,他以他的生命质量重新撑起“导师”这两个字的隆重分量,他以他自己的光亮重新点亮“导师”这两个字的生命光华。
如果有,
他是谁,
他是何等模样。
我大学时去山区支教,坐火车转汽车,最终到达大别山深处的、安徽金寨的一所小学,早晨我们与太阳一起起身,来到学校,看到教室里孩子们的眼睛无比的澈亮,我们开始拿起半截粉笔,开始教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。我们与孩子们一起在红旗下嬉戏,声音传出老远老远,连那些孩子们的家长都好奇的向这边张望。
一拿到“导师”这个题目,印入我脑海的便是那大山深处的朗朗书声,便是孩子们的眼睛,便是求知的精神,以及那个小小的校园白墙上一句让我难以忘怀的话,“教育为公,以达天下为公。”
这是安徽老乡陶行知所说。
1917年一个成功的中国知识分子回国了,而他却没有享受成功,却梦想着如何重新定义成功,他要让自己和祖国重新建立关联。1917年的中华,满目疮痍,国家贫困到难以想象的程度,陶行知认为其病根乃在教育。
那时候的中国,2亿文盲,7000万儿童没有任何机会接受教育,陶行知决定将目光死死盯住最底层社会,他振聋发聩的说:“这个国家以农立国,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下,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,就是到乡下去的教育,农村没有改观,那国家就没有希望。”
他这么说就这样做。
于是他辞去大学职务,推展平民教育。
那个时候,陶行知的待遇是四百大洋,而买下整一套的四合院也只是他三个月的薪水,但陶行知全部放弃了,他去到了南京郊外的晓庄。这是一个极为贫困的普通村落,他住在牛棚里,与老乡们一起生活,并树立了一个不太现实的梦想,那就是为中国培养一百万农村教师。他带领学生们自己劳作,自己修建校舍,他说:“留自己的汗,才能吃自己的饭”。
陶行知不是要培养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,而是培养人民之中的老师,他邀请自己的朋友、学者到晓庄去传播知识、传播观念。渐渐地,这个极不起眼的学堂,从几十人发展到数百人,陶行知行走在世俗乡里之间,行走在街头巷尾,他要帮助那些最普通的人,帮佣、工人、脚夫等,让他们都识字。
他一个人在努力,他的梦想的芽破土而出,我们眼见繁花就要开到树上,是的,有陶行知所在的地方,就有平民教育的希望。武汉、重庆、上海、南京,他为中国教育的崛起,一直在路上。
而最后,先生死在路上。
1946年7月25日,因积劳成疾,陶行知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。
那一年,他55岁,12月1日,先生的灵柩回到南京,南京的老百姓自发为先生扶灵,他们要送他回他的晓庄,挽联在飘,上面写着“行知先生千古”,旁边是宋庆龄亲笔题写的四个苍劲大字——“万世师表”。
先生说,我带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。
先生说,我就是一介平民,几十年的学校教育,把我向西方贵族的方向渐渐拉进,而经过一番彻悟,我就像黄河决了堤,向中国平民的道路上奔涌回来了。
我们回头看我们当代这个社会,导师这个名词多少变得廉价了,教人理财、教人成功,渐渐地我们忘记了人格。在今天,导师这个名词变得愈发功利了,我们更多的把师生之谊看成一种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经济关系,我们称导师为老板,渐渐地我们忘记了先生。
我们今天讨论陶行知,我们演说陶行知,我们今天缅怀陶行知,便是想凌空从先生那借来那浩然之气,让他如火,让他如光,让他重新照亮每一个为师者心中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,以及对祖国的赤子热爱。
2004年,我进入复旦大学为师,想必经过时光的洗练,我也会为人导师,只希望能到那一天,多少能延续先生的光,把他变成隽永的亮。
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风山高水长。
你会问,
你会问在今天全是发财的师父,全是教人营生的导师,可还真有那样一种人,用他自己的生命质量,让导师这二字又不一样的分量。
可还有那样一种人,用他自己的光亮,让导师这两个字有他灿烂的光华。
你现在应该有答案了。
因为就在不远处,
因为就在不久前,
真有这样的人,
他就站在这里,
他用他的一生温润过整个中华,
他就是陶行知。
他是人民的导师。
他用一辈子给我们讲一件事,
就是为人师者,
还可以活成这样一般
大写的模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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